因为承载了共和国六十华诞的盛大与辉煌，即将结束的2009年留下了大气磅礴的记忆，也开启了催人奋进的崭新时代。细细回味这一年，医疗卫生事业的戏份之重，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仅新医改、甲型H1N1流感这样的重量级事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开胸验肺”、“预约挂号”、“游戏医生”等事关普通人命运的事件也深受公众关注，共同汇聚成2009年民生社会的卫生推动。 
                                                                                                             
                                                                                    图为河南省内乡县桃源镇彭沟村的孕妇曾瑞华收到了免费叶酸片（张中立 摄）
                                                                                                              
                                                                                                             
                                                                                    图为河南省宁陵县张弓镇卫生院职工领导崭新的“120”救护车，高兴地挥手（吕忠箱 摄）

                                                                                                            
                                                                                         图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卫生局牵头并会同公安、工商、城管、药监等部门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行动，
                                                                                         取缔30家“黑诊所”，收缴一批药品、卫生用品及诊疗器械。（张祥荣 摄）
  

 

　　从鼠疫到甲流—— 少了一份忙乱  多了一份从容

　　□本报记者  孟庆普□

　　从4月底发端于北美至今仍绵延不绝的甲型H1N1流感，到8月初不期而至的青海鼠疫，2009年，传染病仍是国人关注最多的健康话题之一。与6年前SARS来临时不同，2009年的中国，面对传染病疫情，少了一份忙乱，多了一份镇定和从容。

　　一次疫情信息公开的“标本”

　　2009年8月1日，青海省卫生厅的一则公告让总人口只有6万多人的兴海县迅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也让搞了大半辈子防疫的程富川老先生疑惑重重。这则只有350多字的公告大意是：7月30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子科滩镇发现一起鼠疫疫情，已确诊病例12例。其中，首位病人死亡，其余11人主要为死者亲属，已在指定医院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鼠疫，1号病，那可是最厉害的传染病。”年届七旬、退休前曾长期在卫生防疫站工作的程富川说，为避免引起恐慌，过去政府一般不会很快公布鼠疫疫情。“我当时想，既然公开了，看来疫情已经很严重。青海肯定有不少人感染，接下来不知要死多少人。”

　　但是，鼠疫事件随后的演变完全出乎这位“老防疫”的预料：在8月2日和8月3日相继有2名患者去世后， 从8月4日起，当地便不再有新增鼠疫病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天政府都会把疫情最新进展通报给公众。8月4日那天，青海省、州、县三级鼠疫应急指挥部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详细介绍此次鼠疫疫情的发生发展过程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防控措施，并针对公众疑问一一作出回答。这种权威的信息发布一直持续到8月8日疫区解除封锁。

　　“面对传染病的潜伏与流行，信息公开是最好的对策之一。”程富川说，这次政府对鼠疫的处理过程，绝对可以用“漂亮”来形容。尤其是动态、透明公布疫情进展的做法，可谓信息公开的“标本”，体现了社会的真正进步。“不要小看信息及时公开”，他说，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及时公开信息，打开天窗说亮话，不遮不掩，才能让老百姓信任政府，配合政府主动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可以带来心理安全和现实安全的“双重保险”。

　　无独有偶。流行病学专家、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贺雄也一直关注着青海鼠疫疫情的进展。8月8日晚，他在央视新闻中看到疫区解除封锁后，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很高兴能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一周年的纪念日看到这则新闻。疾病面前，人类总是显得十分渺小。纵观历史，人们对鼠疫这种过去俗称‘黑死病’的甲类传染病并不陌生。它的每次大暴发都会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但在今天，鼠疫的暴虐历史已被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强制终结。比如这次，在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和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下，兴海的鼠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扩散。经过医疗救治，危重症患者的病情也有所好转。这是近几年我国卫生体系建设取得的成绩！我们用事实向世界证明：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更自信、更从容！”

　　官民良性互动的有益尝试

　　对SARS后日趋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而言，如果说8月初的鼠疫疫情只是“撞了一下腰”，那么，从4月底一直延续至今的甲型H1N1流感，则是一次大考。6年前的SARS，让毫无准备的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09年，面对同样发于春夏之交的疫情威胁，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贺雄、程富川等人看来，“答卷”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形成了统一的防控体系。之前大家以为疾病流行就归卫生部门管，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要控制疾病的传播，必须要不同层面、不同系统共同把措施落实到位；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要靠整个社会共同来参与；健康的意识、防控的知识和技能，应该从不同层面融入每一个人的生活。

　　今年，我国疾控技术储备、人员素质等综合应对能力的提高有目共睹。即使在应对中出现一些问题，也能尽快找出问题所在，及时提出有效对策。举个例子，今年国内首位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患者在北京下飞机时并没有症状，回到成都后第二天症状就出现了。这意味着什么？仅靠体温监测远远不够，需要及时采取其他措施加以控制。患者发病的前一天可能已经开始排毒。于是，专业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把与他同航班的人全部找到并进行医学观察。 

　　面对变化的疫情形势，政府部门、专业人员不断尝试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疫苗接种出现不良反应、病毒出现变种、死亡病例不断增加……与疫情变化数字相伴的，还有各种猜测、误解甚至是恐慌。为更加准确、科学地反映疫情现状和趋势，指导公众科学、有效地预防和应对，政府自始至终及时发布疫情进展情况。每次疫情发展的关键时刻，卫生部都组织专家答疑解惑。

　　11月初，我国报告第一例接种疫苗后的死亡病例。卫生部及时向社会通报调查进展，并立即组织权威专家，就疫苗的接种情况、不良反应率以及偶合症等给予详细解释。一位网友评论说，信息公开、透明，以权威信息占据信息空间，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避免了流言与谣言的传播，这成为政府安定人心、赢得舆论支持的关键。

　　在大众中普及科学常识

　　人类的历史就是与疾病的斗争史。事实上，任何流行病的传播都是有规律的。只有依靠科学的武器，才能战胜疾病。

　　“很多学生家长带孩子到我们中心，坚持要做甲流检测，怎么处理？”最近，在某疾控专业网站上，一位疾控人员提问。疾控同行们回答：大量样本实验室承受不了。只能解释，没必要对每个病人都做检测。对此，一位自称“资深防疫专家”的网友评论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慌行为。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撰文指出，对一种疾病开始不认识而引起恐慌是正常的，甚至加倍预防也无可非议。但是，当了解了这个疾病的来龙去脉，知道了它的发生、发展与最坏的结果，就不应该“草木皆兵”了。甲流，是流感的一种，所引起的症状与季节性流感一样。平时我们对季节性流感有没有进行病毒分离呢？有没有进行病原学诊断呢？没有。原因是它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而且按照目前的检测手段，不可能每例都检。但是否因为甲流是季节性流感中的一种，就该对它掉以轻心呢？不是！相反，我国的防范措施比起国外来说更加严谨，可谓“严防死守”。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人盲目迷信达菲，大蒜价格也狂涨，说明信息传递存在问题。政府应当做的是，正视民众恐慌情绪的真实来源，及时发布更加准确的资讯。“要在大众中普及科学知识，不能指望大众在封闭的信息黑匣子中自学成专家。而是让专家与大众对话，让官员对大众的知情权负责任。”

　　贺雄认为，当危机出现时，人们可能会产生急躁、恐惧、束手无策等多种消极情绪。对此，公众要学会鉴别信息，并通过政府和权威部门编制的手册、海报，政府网站、热线电话以及主流媒体获得正确知识，不要听信小道传闻。

 

 

　　“门诊革命”大幕拉开

　　□本报记者　 张灿灿□　　

　　王先生曾在国外工作12年。2008年1月，他陪一位朋友去医院看病后感慨，在国内，看病对病人来说是巨大的折磨，对陪同病人的健康人来说相当于去一次健身房。在医院，往往是一楼挂号，二楼看病，三楼照片子，到对面楼取结果，再回到一楼缴费……对于医院服务，他有3个期待：医院能否重视时间管理，通过开展预约服务，让大家在一个“靠谱”的时间段去看病；能否把一些流程合并，减少患者来回排队的煎熬；在医院转向的时候能不能有人面带微笑给指引一下，有时候多一句解释就能让病人少走很多弯路。

　　在2009年，王先生的期待慢慢变成了现实。

　　这一年来，随着卫生部相继推出预约诊疗服务、先诊疗后结算、严格投诉管理等举措，推广医务志愿者服务模式，以加强内部管理、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为目标的“门诊革命”大幕就此拉开。

　　预约诊疗：剑指看病难

　　预约诊疗是国际医疗界的通行做法，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看病难，还可以合理分流病人，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在进行一系列密集调研后，2009年8月5日，卫生部就《关于在公立医院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9月30日，卫生部正式发布《关于在公立医院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要求从11月开始，公立医院中的所有三级医院都要开展预约诊疗服务，二级医院也要逐步开展预约诊疗服务。医院要逐步提高预约挂号占门诊挂号尤其是专家门诊号的比例，按照预约优先的原则，逐步做到预约挂号患者优先安排就诊。

　　其实，不少医院早已开始推行预约诊疗服务。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在2005年推出预约挂号服务，提供电话预约、网上预约、来院预约3种形式。为方便复诊病人，该院还增设了自助挂号机。患者只需将上次就诊的门诊病历条码在自助挂号机上一扫描，就可完成自助挂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起步更早，在1996年就推出预约挂号服务。2007年，该院联合中国电信成都“114”信息服务系统，推出实名制预约挂号服务。为解决外地病人挂号不方便，2008年10月，该院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推出华西健康龙卡。患者只需在当地办理该卡，在任何地方拨打成都“114”，报上卡号，就可预约该院的门诊号。如今，该院全部号源开放预约，预约挂号量已达门诊量的一半。

　　江苏省常州市则开始探索由政府搭建预约平台，既方便百姓，又为医院减负。从2009年9月15日起，常州市卫生局设立统一的电话预约热线“9688980”，对9家市级医院进行编码。常州市的老百姓只需拨打这个电话，根据语音提示，按键转接至所需预约医院号码，报上身份证号码即可完成预约挂号。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预约诊疗在各地陆续开始探索。各地的经验表明，预约诊疗要让患者真正感到方便，必须引入精细化管理。比如，对医生出诊进行严格管理，不得随意停诊，如果医生停诊，医院要及时通知预约者。在病人爽约问题上，既要呼吁病人诚信守约，医院也可以通过短信方式提醒患者按时就诊。

　　推行预约诊疗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解决看病难之外，还包括为患者提供健康咨询，对出院病人进行复诊管理，实现对病人的连续管理，最终迈向“管理式医疗”。而这些恰恰都是国内医疗界的软肋。因此，预约诊疗仍然任重道远。

　　先诊疗后结算：缓解就医烦

　　不久前，小杨因发烧去北京地坛医院就诊。医生告诉她，先缴纳200元押金，每次诊疗费用会直接扣除。小杨发现，这样的确省心了。过去都是医生先开化验单，患者拿着化验单去缴费，检查完毕，医生开处方后，取药时还要排队缴费。现在，只需看完病一次性结算即可，简化了就诊流程，节省了时间。

　　这一变化，源自卫生部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医院开展的优化服务流程、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试点工作。门急诊先诊疗后结算，医院可对每位病人收取押金，并设置独立的信息识别码。病人每接受一次诊疗，信息系统就会自动从押金中扣除相关费用。押金完全用于诊疗，不会被挪用，患者也不必担心被多扣钱。对于急诊患者，卫生部重申，医院必须坚持“先抢救后付费”的原则，不能因为患者不交钱就不救治。

　　首诉负责制：终结踢皮球

　　陈女士在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看门诊时，还没说完自己的病情，医生已经匆匆开好处方递给她，叫下一名患者进诊室。陈女士很不满，认为医生不负责任，万一误诊了怎么办？她想到了投诉。结果，门诊办推到了医务处，医务处说找总值班。跑了一圈却遭遇踢皮球，陈女士带着满腔怒火离开了医院。

　　患者投诉无门、投诉后石沉大海的现象层出不穷，不仅损害了患者对医院的信任，也容易激化医患矛盾，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今年8月5日，卫生部就《医院投诉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12月1日，《医院投诉管理办法（试行）》印发。该《办法》要求医院提高医患沟通能力，设立医患关系办公室或指定部门统一承担医院投诉管理工作，实行“首诉负责制”。医院投诉管理部门接到投诉后，应及时了解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并以书面形式反馈给投诉人。

　　病人是医疗服务的最直接体验者，病人的投诉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医疗机构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医疗机构不仅要重视投诉，及时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而且要善于从投诉中发现薄弱环节，不断改进医疗服务，促进医疗质量持续提高。

　　医务志愿者：让我温暖你

　　从4月2日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医的患者发现，该院门诊大厅里多了一些身穿绿马甲的志愿者。不明白就医流程，志愿者会为你导医；不会操作自助打印报告单的机器，志愿者会教你操作。患者们感觉心里踏实温暖多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启动该项服务后，首批168名志愿者在门诊大厅为患者服务，包括该院医务人员、社会监督员、医学生及非医学院校大学生、民主党派人士、离退休老职工和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中学生等。

　　8月24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宣布将在多个科室推广志愿服务。

　　12月1日，中国医院协会倡议全国各医疗机构学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活动。

　　12月4日，卫生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八部门携手举行了“志愿者服务在医院”活动。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也在这一天穿上绿马甲，体验了一回医务志愿者服务。他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病房，将术后3天的小患者子谦从病房护送到放射科拍片子。

　　在最需要温情的医疗领域，志愿者架起了医院与患者沟通的桥梁。而志愿者的主力是医学生，他们在服务过程中亲身感受了患者的痛苦，成为医生后，他们将会更体恤患者。

 

 

　　让医疗安全回归医院管理主旋律

　　□本报记者  刘平安□

　　2009年冬，医疗行业不太平。轰动全国的医疗事故、案件与事件在南京、湖北、西安、重庆等地接连上演。“游戏医生”、“左右不分”，其荒唐色彩和离奇情节不仅重创了事发医院，损害了当地卫生系统的形象，也强烈地冲击了医疗行业和医护群体的社会信誉。

　　北京大学医院管理EMBA教授朱恒鑫认为，出事的这几家医院都是当地正规的公立医院，各种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犯的错误几乎与医疗技术高低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低级错误的根源是医院管理的问题，进一步分析是责任心以及职业素质培养的问题。医院管理频频亮出红灯，暴露出行业监管思想的偏差和管理体系的弊端，一些社会风气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只有认识到这些深层次因素并采取切实改进措施，才能促进医院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行业进步与发展。

　　院长职业化，让懂管理、会管理的人来负责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杨银学说，发生这些事情，表面上看来不可思议，实质上并不奇怪。他认为，目前医院管理思想上最突出的问题是医疗质量管理的主旋律被很多因素干扰。这是十分危险的。不管怎么说，医疗质量理所当然是医院的命根子、主旋律，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以及医院的社会信誉。问题是，现在医院管理者追求的是SCI文章、科研立项、药物和临床试验等。这些事情做好了固然能够提高医生素养，提升医疗质量，但都是“面子”，不是“里子”。令人担心的是，里外颠倒的现象在很多大医院并不少见。现在业内有院长提出要搞研究型医院。这种思潮要冷静对待，不能盲目跟风。医院说到底是看病的，把病看好是基本功，其他都是锦上添花。医院管理者从思想上不能正本清源，医疗质量的核心地位不能得到确保，是我们必须反思和改进的。

　　杨银学认为，医院管理者主导思想出现偏差，原因之一是院长职业化推进速度缓慢。很多院长都是十分优秀甚至顶尖的专家，对自己行业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对于医院管理未必个个都精通。技术和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两门学科，需要不同的技巧、能力、经验与智慧。尤其是管理，大医院科室众多、流程复杂、环节缜密、责任重大，应该让懂管理、会管理的专业人才来负责。“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西安交大一附院前任院长马爱群是心血管病专家，上任后大部分精力仍然放在他的科室和专业上。后来，该院发生了新生儿科重大院内感染事件，两者之间不能说没有关系。”

　　朱恒鑫也认为，医院管理的问题还在于目前的医院院长没有职业化。当上院长了，不是在抓全院的医疗质量及管理制度的制定与落实，而是天天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出专家门诊、查房、手术等。这种“专业当专家，业余当院长”现象的惯性存在，致使医院早晚会发生医疗安全事故。一家医院只要医疗的各种规章制度真正落实执行了，应该说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既然发生了，就说明落实不够，执行不到位，管理不到位。

　　落实监管，让制度和权力都发挥作用

　　山东省济宁市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武广华说，医疗质量管理需要外力。“医院管理很复杂，有时候仅靠内部力量很难推动，而来自卫生部和地方卫生厅局的主动积极作为往往十分见效。卫生部启动的医院管理年活动以及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等，对各地医疗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地方医院里一大批习以为常的错误，普及了医疗安全核心制度，大大提高了临床医护人员的质量安全意识。” 

　　杨银学认为，落实医疗质量的监管，制度和权力都要发挥作用。地方卫生厅局应该效法卫生部，对辖区医院的医疗质量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专项检查，形成长效机制，而不是靠运动。制度和权力对院长来说都是尚方宝剑。有了这柄利剑，院长可以对查出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让当事人感觉到疼痛，对全院起到警示作用。他认为，卫生部成立医疗服务监管司，是对落实医疗监管发出的强烈信号。

　　承认错误，让病例讨论重返严肃性

　　武广华认为，医疗安全核心制度的落实不是一声令下就能立竿见影的。有些牵涉到整个行业和社会的风气。例如死亡病例讨论制度，过去这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包括主治医生有没有过错、错在哪里、什么性质，是不是主观过错，治疗方案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进等。参与讨论的专家会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来，成为大家共同的经验财富。但是，现在由于医患关系紧张，执业环境恶化，参与讨论的专家出于种种原因往往对明显的过错视而不见，用诊断正确、治疗及时等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言辞敷衍了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丧失殆尽，使得死亡病例讨论走了样，变了味道。

　　朱恒鑫认为，医院出现这些问题，也暴露出近些年社会上出现的“浮漂”现象对医院的侵袭、影响程度及医院对员工素质的提高不够重视等。作为现代医院管理者，逐渐走向职业化，注重自己管理水平的学习提高，善于分析医院在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显得异常重要。

　　换位思考，让“以病人为中心”说到做到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与维权部主任邓利强认为，病人托付的是这个星球上最宝贵的生命，这一托付之重，值得医生用全部的心血去践行对患者的承诺。临床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是责任心不强。这会使一切制度化为乌有。此时，病人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例如南京徐宝宝事件，不能要求值班医师马不停蹄地在病房巡视。但当病人要求护士请医生诊查时，医生是应付差事地去看一看还是很小心谨慎地分析观察病情，有本质区别。湖北两起左右不分的医疗事故无疑更使医护人员蒙羞。这两起事故不仅暴露了医生的责任心不强，更进一步说明医生对卫生部所颁布的病人安全保障措施的麻木。这样的医生应当受到严厉的处罚！

　　邓利强认为，一切保障病人安全的措施都有深刻含义。换位思考，站在病人的角度看问题，会帮助医护人员理解各种规章制度的核心，深刻理解以病人为中心的安全理念，自觉自愿地执行落实。

 

 

　　医患和谐  我们在期盼

　　□本报记者  曹  政□

　　恢复平静的南平

　　尽管时间已近凌晨，急诊大楼里依旧灯火通明，医护人员小跑着穿梭于诊室、抢救室与护士站之间，患者亲属在走廊上焦急地等待，小声地说着话……对于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来说，这又是一个平静而忙碌的夜晚。

　　“半年时间过去，我们医院已经恢复了常态。”该院社会工作部主任魏启林告诉记者。正对着他办公室窗户的，是医院的住院大楼。半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起医患冲突轰动全国。

　　南平事件之后，南平市委、市政府拿出针对医患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建立第三方调处机制、理赔机制，设立相关机构，出台《南平市医疗纠纷引发冲突的应急预案》等。当地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还专门带领卫生、综治、司法、公安、南平市第一医院等有关人员，赴浙江省宁波市和江苏省南通市，学习两地在建立医患纠纷处置长效机制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

　　在南平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正准备将人民调解模式推广至县、乡。“我们不能让半年前的悲剧重演。”

　　2009年，类似南平事件的暴力医患冲突频频见诸媒体。仅6月一个月，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医闹事件，其发生之频繁、性质之恶劣，令闻者无不愕然。这个6月甚至被医生们称为“黑色的劫难月”。

　　曾经，“白衣天使”是对医生、护士亲昵的代称。他们是病人康复的依赖，是希望的寄托。如今紧张的医患关系，令他们痛感执业环境不佳，医患之间的信任正在失去。

　　广东省一位厅级卫生行政官员直言，医闹就像是一种社会病症，是社会机体问题的一种爆发、一种预警。如果不及时“医治”，恐怕“病情”会不断加重。

　　医患是利益共同体

　　打击医闹，并不意味着医患对立。

　　卫生部部长陈竺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医”和“患”不仅有着战胜病魔、早日康复的共同目标，而且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共同体”。

　　有专家对此表示认同。由于医疗服务是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的特殊服务，它既不同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不同于商家提供的消费服务。因此，医患关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政治契约、消费合同契约。把医患关系还原为一种“利益共同体”，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医患双方互相信任、互致善意的重要性。通过改革体制、机制，改善医德医风和医患关系的外部环境，已迫在眉睫。

　　但是，体制、环境的改善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实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许多医生表示，在外部环境进一步改善之前，为推动良好医患关系的形成，每个人都可以先从自己做起，和患者做好沟通。

　　多部门表态协作铲除毒瘤

　　医生需要为医患和谐做出自己的努力。但是，仅靠医生和卫生系统单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医闹这种严重破坏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衍生发展，已经成为危害公共利益、影响社会安定的毒瘤。这个毒瘤不坚决割除，医患关系、公共利益、社会安定都将受到极大危害。而要割除这个毒瘤，就必须进行综合治理。

　　在今年11月27日召开的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卫生、公安、司法、保险等多部门纷纷表态，将为形成和谐医患关系、创建平安医院、彻底遏制医闹共同努力。

　　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表示，各级医疗机构要切实加强医院安全管理，健全医患沟通制度，规范投诉管理，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黄双全表示，各级公安部门要依法加强对医疗场所的治安管理，接到医院报警，要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依法妥善处置，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

　　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表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加强组织机构建设、人员队伍建设和制度机制建设。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也表态，要研究协调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对医疗纠纷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据统计，全国目前已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6个地（市）启动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工作。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独立于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在医患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独立调解，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宁波、江苏、天津等地开展以医疗责任保险为基础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后，70%以上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得到了妥善处理，医闹等扰乱医疗秩序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2009年，医患和谐之路依旧坎坷，甚至一度走向黑暗，但是政府的一系列表态和努力又让人怀有希冀。2010年，各项措施能否收到成效，医患和谐能否走向光明，我们期盼着。

 

 

　　从“开胸验肺”到“尘肺门”—— 职业卫生再次敲响警钟

　　□本报记者  张  昊□

　　对于中国的职业卫生来说，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3月，云南发生“农民工集体怪病”事件；6月，郑州张海超为自证职业病“开胸验肺”；12月，深圳爆出“尘肺门”事件。而躲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是法律、制度和执行的诸多缺失。

　　云南水富：病怪，处理更怪

　　2009年3月，媒体报道，云南省水富县数十名农民突发“怪病”，病人出现呕吐、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这些患者还有一个共同点——此前都到过安徽凤阳的石英加工厂打工。随后，“怪病”谜团被揭开，此病学名为矽肺。最终，有68人被云南省和昭通市职业病诊断专家组确诊为矽肺病，12人已死亡。

　　“怪病”怪，而分析该事件后续的处理更怪：安徽省凤阳县政府与村民协商，决定采取一次性包干赔偿的方式，由凤阳县政府先行垫付赔偿款450万元。赔偿标准是：Ⅰ期矽肺病每人3万元，Ⅱ期矽肺病每人6万元，Ⅲ期矽肺病和死亡人员每人9万元，一次性支付给患病农民工及死亡农民工家属。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

　　从法律角度说，企业是职业病防治的第一责任人。一旦出现职业病危害，赔偿责任应由企业承担。然而在此事件发生后，“企业是职防第一责任人”成了一句空话，在“防”上不作为的政府只好在“赔”上作为。政府部门在职业卫生监管上执法不严，在事件后续处理上有法不依。这样的处理治标不治本，比“怪病”还要怪。

　　事件推动：“怪病”事件中的农民工需要跨省维权，而水富县和云南省政府挺身鼎力支持，这在我国职业卫生的维权史上尚属首次。水富县与云南省政府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成功维权的结果。由于我国异地务工的农民工人群巨大，这样成功的“跨省维权”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河南郑州：“开胸验肺”背后的冷漠

　　2009年6月，张海超决定在郑大一附院“开胸验肺”。这个河南新密的普通农民曾患“感冒”多年，经河南省多家医院诊断为疑似或怀疑尘肺，然而郑州市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却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最后，张只好选择了“开胸验肺”这条“血腥”的维权路。

　　经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卫生部派出专家督察组赴郑州调查，张海超最终被诊断为三期尘肺。从“无尘肺0+期”到“三期尘肺”，对于差异如此之大的两个诊断，身处舆论旋涡中的郑州市职防所曾作出解释：张海超误诊是由于该所专家组的业务水平不高。

　　与“业务水平不高”相比，更可怕的是诊断机构的冷漠和维权成本的高昂。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诊断职业病所需的材料主要有劳动关系、临床诊断、作业现场检测。这些材料既可以由工厂提供，也可以由劳动、卫生和安监部门在行使监督职业卫生职能后提供。但目前这些主管部门仍在为各自的执法范围争执，工人只好面对“一个人在战斗”的窘境。

　　事件推动：“开胸验肺”事件后，卫生部与河南省政府先后下发文件，要求加强职业卫生工作。卫生部发布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删除了旧版中“无尘肺0”和“无尘肺0+”的表述。一位弱势农民工的“开胸”维权引发如此轩然大波，而社会对该事件的关注也必将成为职业卫生前进的巨大推动力。

　　广东深圳：难以打开的“尘肺门”

　　“深圳市南山区的一处民房3楼有一个不足12平方米的房间，地上打的通铺挤着11个大男人。”他们就是今年12月广东省深圳市“尘肺门”事件的主人公。

　　他们来自湖南省桑植县，从1994年起，他们先后来到深圳打工，从事风钻爆破工作。这种工作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因终日与粉尘打交道而得的“烂肺病”，二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法提供工作证明和劳动关系。也正是因为这第二点，导致他们无法申请职业病诊断和享受相应待遇。据了解，在要求进行尘肺病诊断的149名工人中，有110人不具备接受职业病检查的条件。在目前已经接受职业病检查的26人中， 6人疑似尘肺，4人被诊断为肺结核，另有4人“胸片有阴影”。然而对更多的农民工而言，要确诊职业病，获得“卖命换来”的赔偿，“尘肺门”是一扇难以打开的门。

　　事件推动：“尘肺门”后，来自北大、清华和香港大学的6位学者上书人保部，呼吁还建筑工人一个合同，还建筑工人一个尊严。同时，已有民间组织（同乡会）表示愿意帮助这些民工去做体检。这群游走在城市边缘的“无合同工”，用健康甚至是生命换来了深圳的高速发展，也用血泪的维权路唤醒了社会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

　　

　　

　　细细分析今年最受关注的这3起职业病事件，在前两起事件中，工人的维权都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照下得到了比较完满的解决；而今天仍在深圳维权的农民工，还在为了一纸职业病诊断而努力。

　　专家认为，由于目前我国的职防监督力量十分薄弱，处罚措施在基层很难实施，这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违法成本，给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职业病方面尚没有简单易操作的维权途径，针对职工自我维权的知识宣传也十分有限，造成了工人不知如何维权和“维不起权”的现象。

　　2009年即将过去，如何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改进农民工的维权制度，将是我国职业卫生明年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