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医改打75分。”率直的沈阳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委员嗓门很大。

　　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当天，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谈及过去一年医改时说，应该对去年的工作做一个整体评估。医改即将迎来“中考”，该打多少分？似乎是在回应部长，部分医卫界委员纷纷亮出自己的“分数单”。

　　分数都打在及格线以上

　　“70分~80分吧。”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委员轻声细语。

　　“具体分数不好打。”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名誉院长周宜开委员犹豫不定，“但进步还是很明显的。”

　　一路问下来，10多名委员对医改的总体评价都在及格线以上。“大话不说，在农村，过去很多人得了病不敢去看，现在敢看病了。这不就是最大的实惠吗？”史大卓说。

　　集中接受采访的委员们的看法，对医改高度肯定的方面包括：医疗卫生进一步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新农合已覆盖全国农村地区90％以上的人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已在200多个城市推开；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长足进步，三级防治网络得到完善；政府拨专款加强行政村卫生室建设，对村医实行补贴；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等。

　　但不足的方面也很明显。“近10年来我参加了政协的一系列调研，曾到过10多个省市的几百家医院。”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刘迎龙委员说，调研发现，还有不少地区医疗服务网络不健全，服务半径过大，服务水平低下，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全国尚有3亿人口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包括部分城镇无业居民、部分农民和农民工，他们难以承担大病、重病带来的负担。”

　　钱仍然是个大问题

　　巧合的是，在两会召开前，广州市卫生局公布了2009年广州各大医院医疗费用的数据。数据表明，在广州各大医院看病，平均每一诊疗人次医疗费用为186元，比2008年的173元贵13元。媒体纷纷惊呼“广州看病又贵了”。不少人因此提出疑问，为什么越改医疗费越高?

　　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2003年~2008年次均门诊费用和平均住院费用年均增长3.3%和1.6%，明显低于1998年~2003年年均14%和10.5%的增长速度，也明显低于近年来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通过近年来的改革等措施，医药费用的增长速度降了下来，但并不是说看病费用不会增加。“百姓感觉到的看病贵首要问题还是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港澳台交流中心主任王承德委员说，从民众支付能力看，目前医疗费确实偏高，而医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快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减少病人支出。

　　王承德说，去年，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而美国占17%。“没法比，所以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的医改道路。”怎么走？大力发展价廉方便的中医药是一个途径。同时，也要积极拓宽筹资渠道。

　　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委员准备了一份关于建立稳定长效医疗卫生投入保障机制的提案。提案建议，可参照教育费附加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开征“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税”，以弥补政府筹资的不足。

　　农工民主党中央提案建议，在坚持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应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多渠道筹措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资金。如公立医院改扩建可采用债权融资，购买大型设备可探索融资租赁，后勤服务可推行社会化改革等，为社会资本进入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基层“人才荒”问题难解

　　“我统计了一下，我们科去年的门诊量达到33万人次，科里每个医生一天平均要看近百个病人，怎么保证质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委员说，大医院人满为患，而基层医院又门可罗雀、资源闲置。医改的重点必须放在基层，政策、投入、人才、技术都要向基层倾斜。

　　“从目前的实施效果看，医改仍然没能真正解决医疗卫生体系结构调整问题。”何伟委员说，仅靠资金投入不行。通过对我国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实地考察，他发现，在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和村医中，经过系统培训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只占1%左右，其他都是“文革”时期赤脚医生的后代。“房子、设备有钱就可以购置，但人才是不能靠钱获得的。”

　　刘迎龙委员认为，我国目前执业医师人员并不少，约200万，平均600多人中就有一名执业医师，与发达国家近似。但是，这些医务人员多在大城市、大医院，而乡村和基层匮乏，人才的浪费与不足并存。此外，还有100多万乡村医生，医疗水平较低。如何使卫生服务均等化是重要的课题。

　　“我认为解决这一矛盾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加快实施医师多点执业。目前，医师多点执业已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要总结经验，尽快推广。”刘迎龙说，高年资医生逐级下沉，因人数多、范围广，效果可能比医生下乡对口支援、西部行等活动更明显。“这是一个少花钱或不花钱办大事的方法，可使卫生工作重点层层下移。如果管理得当，将会带动基层医疗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