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职业精神建设一直是近年来行业关注的热点。那么，现实中，我国医师职业精神建设究竟面临哪些障碍，需要厘清理顺哪些关系？在10月26日召开的“第十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上，著名医学人文学者杜治政教授把医师职业精神建设置于我国社会改革转型这一大背景下进行考量，对如何推进医师职业精神建设进行了理性而深刻的思考。在他看来，解开医生的心结，消除他们的精神枷锁，是构建医师职业精神的重要条件。——编 者

　　三大障碍 亟待突破

　　当前，我国医师职业精神的状态总体上令人担忧，我认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障碍：

　　首先是体制障碍。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经营体制，是医师职业精神发展的一大障碍。在这种体制下，医院实行二级核算制度，医生的收入与其创收直接挂钩，如此一来，将患者利益置于首位的医师职业精神是很难实现的。

　　事实上，医疗保健服务市场化运营及其带来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但为何在我国出现了与职业精神的严重冲突？这是因为，我国公立医院的市场运营是在公立性的旗号下进行的，某种程度上，“公立性”不仅掩蔽了医院赢利性的真实面目，也让医院得以免除了纳税义务，并形成了在医疗市场中的特殊地位。扭曲的医疗市场给医院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也形成了对医师职业精神的抵制。

　　其次是社会病态的障碍。2014 年8 月，人民论坛问卷中心的《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列举了当前我国社会的13种病态：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暴戾狂躁症、审丑心理、炫富心理、娱乐至死、自疟心理等。这些社会病态也成为践行医师职业精神的严重障碍。

　　在某些医生群体当中存在着信仰缺失的问题，在复杂的利益冲突的纠结中，一些医生不再坚守“患者利益至上”的医学宗旨。而社会焦虑症也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医生这个群体。有调查表明，我国医生也大都处于高度焦虑中，他们为房子、孩子、升职等事情焦虑，很难有心思去坚守职业精神。同时，怀疑一切成为公众的集体意识，对医生的怀疑，则极大地伤害了医师职业精神的建立。此外，暴戾狂躁症也殃及了医生。动辄打人甚至杀害医生，伤医事件屡见不鲜。而一些医院和医生主张以暴抗暴，在医院设置派出所，这些做法无疑是与职业精神背道而驰的。

　　再次是医生的心结障碍。医师职业精神是医生对社会自觉承诺的行医规则，正是这种高尚的职业精神使他们赢得社会的尊敬和信任。可时下医生面临工作强度大、医患纠纷多、科研要求高等压力，心境不佳，使得医师职业精神大受影响。

　　尽管医生面临多重压力，但社会公众并不理解。南京医科大学的一项调查认为：医生群体总体很好的占17.93%，好医生仅占28.38%，医生接诊耐心的占40%，有些敷衍的占46.7%，不耐心的占13.3％；57.98％的人认为医生的收入基本符合劳动付出，33.48％的人认为收入高于劳动支出，只有8.7％的人认为医生收入较低。

　　这种情况形成了某些医生的特殊心态：社会都是这样，不能只是这样要求我们讲职业精神；医生也是人，与那些贪官相比，收点红包、回扣是“小儿科”，无需小题大做；随大流，上面怎样说就怎样做。少部分不满当前现状的医生只是守本分，自己做好，但不发表评论性意见。

　　外在环境的影响，以及内在心态的改变，使得医务界弥漫着一种对构建医师职业精神不利的情绪，如工作积极性不高，出现职业倦怠，以医为荣的情感受到打击。一些医院甚至对一些反红包、反回扣的“另类”医生进行打压。

　　因此，解开医生的心结，消除他们的精神枷锁，是构建医师职业精神的重要条件。

　　五大关系 急需理顺

　　这些年的实践同时也告诉我们，要推进医师职业精神的建设，不应只是停留在职业精神是什么的讨论上，更需要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性冷静的反思。

　　反思一：医改与医师职业精神的关系。

　　医师职业精神与医改密切相关。现行的医院谋利倾向消解了医院回归公益性的医改目标，也消解了医师职业精神。但同时，又如媒体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医师职业精神的支持，医改也难以成功。所以说，这就形成一种悖论：医师职业精神要求有医改的依托，而医改也需要医师职业精神的支撑。如何走出此种怪圈，是构建医师职业精神不能回避的。

　　现在，我们总是呼吁国家加大对医院的投入、提高医师的工资，为职业精神创造条件。但同时也有一个问题：难道说医师职业精神是通过购买确立的？是否只有高薪才能滋养职业精神？

　　反思二：医疗市场体制与医师职业精神的关系。

　　如果医院走向市场化运营，医疗的市场运行与医师职业精神是否存在根本冲突？以赢利为目的私营医院的医生是否就没有职业精神可言？市场体制除了追求利益外，其他方面，诸如自主、公平、诚实、承担责任等是否也会受到市场机制的压制？

　　反思三：社会病态与医师职业精神的关系。

　　当前社会的某些病态的确在制约医师职业精神，但我们还要思考的是，这种制约是外部世界对医师职业精神的干扰，还是因医师感染了社会病态而抑制了医师职业精神？患者存在对医师习惯性或预设性的怀疑，医师是否也存在对患者习惯性或预设性的怀疑？如果医师们对社会病态保持清醒，能否减少社会病态对医师职业精神的干扰？

　　反思四：我国传统医德与医师职业精神的关系。

　　严格地说，我国医界缺乏现代医师职业精神的传统。大医精诚，杏林春暖，这些是我国医生的传统美德，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精神。我们常说“医乃仁术”，这里的“仁”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精神。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仁是指同情、爱护和帮助人的思想感情”，这与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病人自主、公平等还有较大差异。因此，不能将我国的传统医德与现代职业精神简单等同，但美德可为医师职业精神提供支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医生的要求是“为人民服务”，这与现代提倡的现代职业精神也有所不同。医师职业精神是医界自我约束的规范，是医师自我管理的重要形式。

　　反思五：医师职业精神可否多元化？

　　当今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医师职业精神可否多元化？我认为，医师职业精神只能是一元而不能多元。因为医师职业精神是关于医疗职业的规定性，是医师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经过长时间形成的职业传统精神的提炼。而如果允许医师职业精神的多元化，必然会造成社会分工和责任的混乱，正如公务员不能既干公务又经商一样。

　　那么，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医师职业精神的建设？我建议：一是要重视研究现今医师职业精神所面临的障碍，以及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二是研究医生们的心态、困惑、难处，帮助他们摆脱困惑和烦恼，解开心结，激发他们的主动性。此外，由于医师职业精神是医生们的自觉感知和自律，因此医师职业精神建设必须有医生的自觉、主动参与，否则难以收到实效。（作者系大连医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