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全面破除以药补医的省份，浙江医改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浙江医改的三部曲之一，“双下沉、两提升”长效机制再获新政

近日，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印发《浙江省“双下沉、两提升”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浙江省财政将设立“双下沉、两提升”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双下沉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全省城市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提升各级医院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此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例。

“双下沉、两提升”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医务人员下基层，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据浙江省卫计委透露，双下沉专项资金总额接近3亿元。

专项资金怎么发？用成绩“说话” 

根据《办法》，双下沉专项资金由分类补助与绩效考核补助两部分组成，当年按分类补助标准预拨，次年按绩效考核结果结算补助：

对省级医院的补助按其下沉合作类型对应补助标准累加计算：全面托管的每家补助400万元、重点托管的每家补助220万元、专科托管的每家补助50万元。

对市县补助按该地区单个补助最高标准核定，不实行累加补助：二类六档转移支付一类地区：全面托管的每家补助500万元、重点托管的每家补助300万元、专科托管的每家补助100万元；二类六档转移支付二类地区：全面托管的每家补助200万元、重点托管的每家补助100万元、专科托管的每家补助50万元。（注：2015年底，浙江将市、县（市）分二类六档，建立换档激励奖补机制。）

据了解，这些专项资金将根据双下沉绩效考核档次、违规使用资金等考核情况，对上一年度省级补助资金进行结算。考核档次结算比例为：优秀的按100%结算、良好的按80%结算、按60%结算、不合格的按50%结算，在此基础上还将扣减考核中发现的违规资金。

此外，对市级医院的激励奖补按照考核排名，对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市级医院给予补助，分设三档：第一、第二名的，每家奖励300万元；第三、第四名的，每家奖励200万元；其余前三分之一的医院，每家奖励100万元。

今年6月，浙江省卫计委曾下发《关于开展“双下沉、两提升”工作考核的通知》，目前考核结果尚未公布。但根据《办法》，“双下沉”医院按考核可获取财政补助最高达500万元。

“双下沉、两提升”的浙江实践

2013年9月，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与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结对，成立邵逸夫医院武义分院。全面托管合作办医3年多来，邵逸夫医院先后派驻专家团队6批58人次，完成专家门诊12868人次，开展手术1000例，组织各类学术活动200多场次。2016年2月，邵逸夫医院还投入8000万元资金，在武义分院成立“浙中微创医学中心”。

专家名医门诊、疑难病例会诊、日间手术、业务研讨、下乡义诊、邵医专家工作站、人性化管理与服务、上挂锻炼学习……如今，走进武义县人民医院，人们看到的已是截然不同的面貌。目前，邵逸夫医院已与衢州、金华、舟山、杭州的5家县级人民医院，建立合作办医关系。

而这样的实践已在浙江全面推行。

2013年7月，浙江省人民医院与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正式建立“全面托管”关系，增挂“浙江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2013年5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与景宁畲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建立“紧密型、全方位”的合作办医模式；

2013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建德市人民医院合作，希望打造具有国际化标准的县级医院……

《医学界》从浙江省卫计委处获悉，浙江省自2012年底启动“双下沉、两提升”工程以来，截至2016年底，浙江15家省级医院和39家市级医院，共与122家县级医院开展合作办医，实现对有县级医院的县（市、区）的全覆盖，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在全省范围内的优化配置。2016年，15家省级医院共下沉人员7696人次，其中副高以上专家1627人次，城市医院接受县级医院培训938人次。

2016年12月，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将浙江的“双下沉、两提升”工作，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典型案例，向全国进行推广。

浙江省卫计委表示，提高基层服务能力，需要把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和人员下沉。而面对优质资源下沉和基层分诊，省级医院仍需逐步优化内部资源结构，提升专科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以专科品牌提升医院的品牌。

以医联体促分级诊疗任重道远

与行政上大刀阔斧推进的做法不同，学界对于建设医联体是不是真的有助于推进分级诊疗、推进医改，一直有所争论。

一部分专家认为，医联体充分发挥三级公立医院技术辐射和带动作用，利用技术帮扶、人才培养等手段，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最终构建起有序的分级诊疗模式，实现基层首诊。

但也曾有专家提出，尽管政府对于医联体的期望是希望高等级医疗机构的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但现实中可能更多的是高等级医院虹吸基层医院的优质病源和医务人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对医联体和分级诊疗的看法也一直持保守观点，他认为，实现分级诊疗的关键在于不再以行政等级制配置医疗资源，而非加强政府管控之手——体制内行政权力越大，则行政等级越高处资源越多，进一步增加对好医生的吸引力，这无疑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