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公司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减轻药物定价带来的负担？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阐述了制药公司所面临的定价格局、紧张局面和定价难题。

  该报告显示，美国在处方药上每年人均支出为1112美元，居全球首位，比位居第二的邻国加拿大高出大约1/3（772美元），德国（741美元）、法国（646美元）和西班牙（547美元）分列3、4、5名。

  处方药人均支出的增速并没有明显放缓的迹象。根据这则报告，2012-2015年，美国品牌处方药价格的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2016年的涨幅超过了9%。

  可变因素太多，对于药物定价来说，不大可能存在明确、简便、快捷的解决方案。在服用最新药物和支付的药物价格之间权衡一下，便知定价的难处所在：政府目前拥有仍在执行的保险计划，制药商推出昂贵的突破性药物，有关折扣的辩论仍在持续，现有药物的价格在上涨，患者更加广泛地面对自付费和共付费增长后的药物价格。

  近些年来，尽管辩论已经非常公开化，但是在美国药品定价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药物的花费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仅仅在2003-2004年期间，大约有45个相关议案提交到国会。在专利悬崖期间，更加便宜的仿制药涌入市场，药物开支减少，定价困难得到缓解。

  但是在2013年，开创性新药的推出和现有药物价格的上涨促使药物开支有所增加，随之定价丑闻接踵而至：从图灵制药（Turing Pharmaceuticals）和马丁•什克雷利（Martin Shkreli）将达拉匹林（Daraprim）的价格大幅抬高，到瓦兰特（Valeant）不断地实施买进药物并抬高价格的行动，再到迈兰（Mylan）抬高EpiPen价格的事件等等。

  不久前医药行业顾问鲍勃•欧利希（Bob Ehrlich）针对定价问题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做出了回应。在博客“DTC视角”中，欧利希写道，“目前看来，医疗保健费用高昂之责很可能会落在大家都称心如意的替罪羊——制药公司身上。大家都知道，如果那些牟取暴利的制药商以稍微高于成本价出售救命药的话，那么医疗保健的费用将会大大降低。”

  欧利希直言，国会中多数人都知道，这一情况并非属实，但是又能如何呢？这听起来是合理的，而且会为医疗保健价格谈判、药品再进口、缩短专利期限、限制讨厌的DTC广告提供支持。